蒋介石最推崇的几部兵书
中国是个战争频仍的国家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在这治乱循环的过程中，大量的战争伴随了历史的进程。传统兵书从长期战争的经验中提炼出丰富的战略战术原则，作为军人，蒋介石一生酷爱兵书，经常反复把摩，研读不已。
蒋介石读兵书，读得最多、谈到也最多的首推《孙子兵法》。从其《全集》粗略统计，当中提到孙子和《孙子兵法》的次数达85次之多，仅次于孔、孟、曾国藩居第4位。他高度评价孙子和《孙子兵法》：“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，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。”强调：“孙子、吴子，更是研究战争科学与组织战争的基本书籍。所以我不惮烦复的申说，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这几册古书，以求其确有心得才好。”
《孙子兵法》（又称《孙武兵法》）为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撰，是现存最早的兵书，全书约五千九百字，共十三篇，分别为“计篇”、“作战篇”、“谋攻篇”、“形篇”、“势篇”、“虚实篇”、“军争篇”、“九变篇”、“行军篇”、“地形篇”、“九地篇”、“火攻篇”、“用间篇”等，其中“计篇”主要论述战略运筹和战争谋划问题，是全书的灵魂。因此，蒋介石虽然对《孙子兵法》引用甚多，涉及到其多个篇章，但最重视的又是“计篇”，尤其强调其所提出的“五事”的军事原则。
所谓“五事”，即军事战略的五个要素，蒋介石指出：“我国最早的战争原则，要首推孙子所讲的‘五事’（正确地说，这五事就是作战的基本要素）；这五事，就是‘一曰道’，‘二曰天’，‘三曰地’，‘四曰将’，‘五曰法’。”蒋并用近代的语言分别将五事解释为：要明确作战的目标——主义，利用天时，判别地利，提高将领作战能力，严明部队纪律。“五事”概括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，蒋对“五事”的强调，证明他已经把握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内容。
作为一个近代军事家，蒋介石对军事战略中的精神力量比之传统军事典籍更为重视。所以在强调“五事”同时，蒋进一步以《大学》的“危、微、精、一”及“定、静、安、虑”为“五事”的军事战略提供精神、心理的支援。强调战争的指挥者和参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修养，明了生死、仁忍之辨，这样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，以这一精神力量与军事战略结合产生的军事行动，就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战争，更是一种艺术的战争，所以蒋介石说：“现代战争，是科学的战争，——但是指导战争的最高境域，是属于科学以上的，那就是说，战争非但要求其科学化，更要求其艺术化。”
除《孙子兵法》外，蒋介石广泛涉猎了中国传统的兵法典籍。如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等，这六本兵书和《孙子兵法》合称为“武经七书”，是宋代以前中国军事著作的代表。此外，他经常阅读的还有《孙膑兵法》、《诸葛心书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揭宣兵经》等，曾国藩、胡林翼等的治兵语录也是他的床头书。
1920年代，当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时，最为重视，向学生、部下提及最多的是《曾胡治兵语录》。《曾胡治兵语录》由蔡锷编辑，是曾国藩、胡林翼治军、作战的言论选录，其中还包括选编者的大量按语，编辑于1911年。全书共分十二章，前十章谈治军，包括“将材”、“用人”、“尚志”、“诚实”、“严明”等，后二章谈作战，包括“兵机”及“战守”。该书包含了近代的作战经验，曾、胡又是白手起家的练兵好手，加上蔡锷的精彩点评，借鉴价值很高。蒋介石对书中强调的严格练兵、选将，治兵应恩威相济，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等观点都多所强调，书中推崇的“慎”、“稳”的战略战术方针对蒋本人的军事思想也有重要影响，他曾就战略战术问题发表看法说：“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，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。”将战略战术的重心放在守上，和曾胡的基本观点若相契合。1924年，为向军校学生推荐该书，蒋又为该书增补《治心》一章，改题为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》，发给黄埔军校人手一册。
1930年代，蒋对《曾胡治兵语录》的重视仍一如既往，指示：“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一定要看，其中‘兵机’和‘战守’两章，格外要用心研究一番才好。”在“剿共”战争中，尤其强调该书的作用。1933年10月，他在南昌行营讲《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》，列举了应读的十二种军政书籍，其中就有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》、《曾国藩剿捻实录》。
1930年代中期，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紧，抵抗日本侵略成为蒋思考的重心。这一时期，戚继光的军事著作受到蒋的高度关注。他盛赞：“戚元敬氏《纪效新书》及《练兵实纪》，为孙吴而后言兵者最切实用工作。有清一代，曾知兵者，莫不奉此为治军准绳；咸同之间，湘乡曾氏，益阳胡氏，尤取法乎是，而竟湘军之功者也。余从事军旅，荏苒数载，于戚氏遗书，寝馈与俱，心得之益，独深且多。”蒋此时如此推崇戚继光，当然主要是由于其抗倭功业。他告诉部下：“戚继光所著的《练兵实纪》，人家亦以为这是几百年以前陈旧的东西，到现在当然不适应。哪里晓得，我从前在黄埔，就是根据这本书所讲的原则来训练一般学生，结果收了现在这样的效果。现在这本《自卫新知》，是我去年在崇仁总指挥部所得到，而拿来翻印的。我觉得以现在中国的环境和国情而论，要抵抗帝国主义而努力自卫争存，就要照这本书所讲的道理来做。”可见，蒋是把戚继光的著作和抵抗外敌联系在一起的。另外，蒋在此提到的《自卫新知》，原名《洴澼百金方》，是一部讲述国家防御战略的兵书，从制器、练兵、清野、积贮、预备、方略等不同方面阐述了战争准备的具体方法。把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和《自卫新知》汇集成册发给高级军官研读，蒋的深密用心无庸多言。
抗战爆发前后，又有一部和用兵有关的著作进入蒋的视野，此即论述赈济、救荒方略的《康济录》。抗战甫一爆发，蒋就要求：“各省政府应立即转令所属各县长，赶速召集各县村长，予以三日短期训练。就按照中正所撰的这本抗敌战术汇录与《自卫新知》、《康济录》等书，和他们扼要讲述，告诉他们组织民众，严查保甲，指导自卫，防止间谍汉奸的活动，以及防空、防毒等办法。”抗战行将结束时，蒋又未雨绸缪，为战后的善后作准备，指出：“根据历史的经验，大战之后，必有大疫大荒；因此，我们各将领在这大战行将结束之际，不能不讲求预防的方法，而要研究预防的方法，就必须参考前贤的著作，借镜历史的教训……有两部书也值得大家研读的：一部是《康济录》……另一部是《自卫新知》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当国共进行最后的决战时，蒋介石却很少再提兵书，也许，面对日渐糜烂的战局，蒋已没有时间好整以暇再来谈论这些了。
蒋介石读兵书，读得最多、谈到也最多的首推《孙子兵法》。从其《全集》粗略统计，当中提到孙子和《孙子兵法》的次数达85次之多，仅次于孔、孟、曾国藩居第4位。他高度评价孙子和《孙子兵法》：“讲到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，要推孙子兵法为最精微。”强调：“孙子、吴子，更是研究战争科学与组织战争的基本书籍。所以我不惮烦复的申说，就是要大家特别注意这几册古书，以求其确有心得才好。”
《孙子兵法》（又称《孙武兵法》）为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撰，是现存最早的兵书，全书约五千九百字，共十三篇，分别为“计篇”、“作战篇”、“谋攻篇”、“形篇”、“势篇”、“虚实篇”、“军争篇”、“九变篇”、“行军篇”、“地形篇”、“九地篇”、“火攻篇”、“用间篇”等，其中“计篇”主要论述战略运筹和战争谋划问题，是全书的灵魂。因此，蒋介石虽然对《孙子兵法》引用甚多，涉及到其多个篇章，但最重视的又是“计篇”，尤其强调其所提出的“五事”的军事原则。
所谓“五事”，即军事战略的五个要素，蒋介石指出：“我国最早的战争原则，要首推孙子所讲的‘五事’（正确地说，这五事就是作战的基本要素）；这五事，就是‘一曰道’，‘二曰天’，‘三曰地’，‘四曰将’，‘五曰法’。”蒋并用近代的语言分别将五事解释为：要明确作战的目标——主义，利用天时，判别地利，提高将领作战能力，严明部队纪律。“五事”概括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，蒋对“五事”的强调，证明他已经把握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内容。
作为一个近代军事家，蒋介石对军事战略中的精神力量比之传统军事典籍更为重视。所以在强调“五事”同时，蒋进一步以《大学》的“危、微、精、一”及“定、静、安、虑”为“五事”的军事战略提供精神、心理的支援。强调战争的指挥者和参加者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修养，明了生死、仁忍之辨，这样才能够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，以这一精神力量与军事战略结合产生的军事行动，就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战争，更是一种艺术的战争，所以蒋介石说：“现代战争，是科学的战争，——但是指导战争的最高境域，是属于科学以上的，那就是说，战争非但要求其科学化，更要求其艺术化。”
除《孙子兵法》外，蒋介石广泛涉猎了中国传统的兵法典籍。如《吴子兵法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、《尉缭子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等，这六本兵书和《孙子兵法》合称为“武经七书”，是宋代以前中国军事著作的代表。此外，他经常阅读的还有《孙膑兵法》、《诸葛心书》、《纪效新书》、《揭宣兵经》等，曾国藩、胡林翼等的治兵语录也是他的床头书。
1920年代，当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时，最为重视，向学生、部下提及最多的是《曾胡治兵语录》。《曾胡治兵语录》由蔡锷编辑，是曾国藩、胡林翼治军、作战的言论选录，其中还包括选编者的大量按语，编辑于1911年。全书共分十二章，前十章谈治军，包括“将材”、“用人”、“尚志”、“诚实”、“严明”等，后二章谈作战，包括“兵机”及“战守”。该书包含了近代的作战经验，曾、胡又是白手起家的练兵好手，加上蔡锷的精彩点评，借鉴价值很高。蒋介石对书中强调的严格练兵、选将，治兵应恩威相济，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等观点都多所强调，书中推崇的“慎”、“稳”的战略战术方针对蒋本人的军事思想也有重要影响，他曾就战略战术问题发表看法说：“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，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。”将战略战术的重心放在守上，和曾胡的基本观点若相契合。1924年，为向军校学生推荐该书，蒋又为该书增补《治心》一章，改题为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》，发给黄埔军校人手一册。
1930年代，蒋对《曾胡治兵语录》的重视仍一如既往，指示：“《曾胡治兵语录》一定要看，其中‘兵机’和‘战守’两章，格外要用心研究一番才好。”在“剿共”战争中，尤其强调该书的作用。1933年10月，他在南昌行营讲《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》，列举了应读的十二种军政书籍，其中就有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》、《曾国藩剿捻实录》。
1930年代中期，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加紧，抵抗日本侵略成为蒋思考的重心。这一时期，戚继光的军事著作受到蒋的高度关注。他盛赞：“戚元敬氏《纪效新书》及《练兵实纪》，为孙吴而后言兵者最切实用工作。有清一代，曾知兵者，莫不奉此为治军准绳；咸同之间，湘乡曾氏，益阳胡氏，尤取法乎是，而竟湘军之功者也。余从事军旅，荏苒数载，于戚氏遗书，寝馈与俱，心得之益，独深且多。”蒋此时如此推崇戚继光，当然主要是由于其抗倭功业。他告诉部下：“戚继光所著的《练兵实纪》，人家亦以为这是几百年以前陈旧的东西，到现在当然不适应。哪里晓得，我从前在黄埔，就是根据这本书所讲的原则来训练一般学生，结果收了现在这样的效果。现在这本《自卫新知》，是我去年在崇仁总指挥部所得到，而拿来翻印的。我觉得以现在中国的环境和国情而论，要抵抗帝国主义而努力自卫争存，就要照这本书所讲的道理来做。”可见，蒋是把戚继光的著作和抵抗外敌联系在一起的。另外，蒋在此提到的《自卫新知》，原名《洴澼百金方》，是一部讲述国家防御战略的兵书，从制器、练兵、清野、积贮、预备、方略等不同方面阐述了战争准备的具体方法。把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和《自卫新知》汇集成册发给高级军官研读，蒋的深密用心无庸多言。
抗战爆发前后，又有一部和用兵有关的著作进入蒋的视野，此即论述赈济、救荒方略的《康济录》。抗战甫一爆发，蒋就要求：“各省政府应立即转令所属各县长，赶速召集各县村长，予以三日短期训练。就按照中正所撰的这本抗敌战术汇录与《自卫新知》、《康济录》等书，和他们扼要讲述，告诉他们组织民众，严查保甲，指导自卫，防止间谍汉奸的活动，以及防空、防毒等办法。”抗战行将结束时，蒋又未雨绸缪，为战后的善后作准备，指出：“根据历史的经验，大战之后，必有大疫大荒；因此，我们各将领在这大战行将结束之际，不能不讲求预防的方法，而要研究预防的方法，就必须参考前贤的著作，借镜历史的教训……有两部书也值得大家研读的：一部是《康济录》……另一部是《自卫新知》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当国共进行最后的决战时，蒋介石却很少再提兵书，也许，面对日渐糜烂的战局，蒋已没有时间好整以暇再来谈论这些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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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评论人：刘昌永别
2007-03-22 08:29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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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荣八耻:耻感不在,何以为荣.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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